是故，兼相爱交相利实为一兼含实践义之本体论概念。
也就包括了立法权和法律面前的平等。他认为还要看看执行之后的效果。
但墨家并非儒家那样的官学，也不单止是《老子》那样的治道阐述。圣人之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心，百姓皆属耳目焉，圣人皆咳之」。⑫要求王公大人士君子不得脱离民众，亏夺民财，必须节用。⑸对个人能力和利益--自强、劳动和互相报偿的信仰。在专制体制下，越是自大的统治者越容易成为社会之害，道德王和哲学王反而很可能成为混世魔王。
当今的精英主义是敬畏的，以发挥理性能力协助社会为目标的精英主义。也就是说人类理性的运用必须要经得起验证[ 《墨子•耕柱》「言足以复行者，常之。墨子说天下万国是不能合而为一的[ 《非攻下》「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万有余，今以并国之故，万国有余皆灭，而四国独立。
像儒家社会的裹小脚恶习，只能说是历史，而不能说是传统。⑸对个人能力和利益--自强、劳动和互相报偿的信仰。人格平等下，人们可以相信某个人，把和他握手看成自己的荣耀，但不需要做他的奴才。人与人不相害正是其中的大前提。
这个办法必须是制度和文化并进的，必须是有来自传统的支撑的。权利二字在墨家的字典里是为自己利益做选择之意[ 权，权衡取舍。
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需要封建制的支持。以现代概念举例，恐怕好理解些。但天子为代表的政权却是天下器，是人们保护自己、保护权利、保护社会秩序的公器。哈耶克先生说：有些习俗的益处并不为遵守习俗的人所知，这些习俗只有在得到其他一些强烈信念的支持时，才有可能被保留足够长的时间以增加它们的选择优势。
「尧之义也，声于今而处于古，而异时，说在所义《经下》」。利用极权之威力，结合民众的呼声和由于法治经验积累而形成的成长，要求从低级别官员开始逐级向民众所立之法低头。那么天子所代表的政权主要责任是什么呢？《小取》开篇定义名辩学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先秦墨家对人性的看法是必蓄私，对义利的看法是义利重一。
那么为什么要「一同天下之义」？可以参考墨家大义——分工合作，显然一同天下之义是为了形成人们的合作的条件。说明生的途径是两个方面：规范人们的互动行为，使人们不相害。
请参考笔者《墨家的理路·兼爱和超法律原则》第一部分。利字在墨家被强调为接受者的感受。
而且《大取》篇认为违反别人意志的教化，也是不对的[ 《大取》「以乐为利其子，而为其子求之，非为其子也」。让笔者感到震惊的是前辈注家对《尚同》篇的误解如此之大。贤者与普通百姓是贤愚的差别，而不是善恶体会能力的差别。善发端于天志，所为（含志、行[ 《经下》「志、行，为也」。可以借天象来吓君王，君王也可以借天意来行专权。于石无所往而不得，得二，坚。
所以笔者总结墨家的法治目标是通过除害沮恶而达至保障各类人等和社会秩序的目的。下面我们就先表述一个宪政的概念、内涵和外围。
只缺横向权力三分，纵向制衡则体现在封建制和官员对社会正义的坚持。墨家还是被说成后继无人（容另文再述）。
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完成宪政，如此完成宪政的君王自然被称为圣王了。离开制度支持的文化，同样无法形成和持久。
自爱自利是人做为自然人的自私性。儒家体现的正是精英层的狂妄和没有信仰，与我们熟悉的战天斗地口号何其相似。众人、万物皆生谓之生生。墨家的团体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和产业，具有很高的独立性。
这里我们首先要注意墨家是有信仰的学派，既然提到是上天生民就不同义，那么人不同义就是天志是正义的。所以当今必须完成的一个任务必然是中国的宗教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儒家思想，并且要承认少数民族文化一直都是华夏传统的继承。
「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其中贵生是贵义的前提。
人们需要通过为自己选择、负责任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人。注意前文提及的民立法前提，可以称为立法必信（还包括可行性）。
国的规模小则能使基层诸侯不可能离开大众。自愿为原则，避免权力崇拜则又必须使人们有对权威、权力的质疑和挑刺权利，和在社会中保有自我管理权利。在无知论者看来，所有的知识都是经验。「言必信，行必果」、「以身戴行」，墨者的行为难道不能「以实正名」吗？义本于自心而又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除了精英层的致命自负与信念伦理，还能作何解读？至于孔子将守信置于君命和宗族之下[ 《论语》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 "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 "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认为守信只是小人所需，更是毫无守信观念之言了。
墨家去六--「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去恶）」全是去除情绪化和偏好性内容。1、建政目标是用法治秩序保障国民关于《尚同》篇，儒生们的误读非常严重。
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时臧余，谓之称数。这种高度矛盾的奇妙组合使得集权稍一放松，或者说人们稍稍体验到自由、民主带来的甜头，马上就走向民粹。
这是一种外在、外求的义，与社会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义。先秦墨家同样是无知论学派。
